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电影《可可西里》讲高原上两拨人为羚羊流血丧生的故事。无论如何评价偷猎者和守护者，事情本身都是悲剧性的，因为动物价值被置于人的生命和财产价值之上。
一方面是野生动物保护，另一方面是人的生存现实。指责后者贪婪冷酷很无力，市场需求又很难消灭，每一次严厉打击盗猎，动物制品价格就会暴涨，这刺激着捕猎者发起更疯狂的猎杀。2006年中国减少从非洲进口象牙的配额，一时间形成抢购象牙高潮，黑市价格暴涨，非洲象被猎杀得更多。
政府列出动物保护目录，对擅自捕杀者处以重刑，这是最通行的做法。很长一段时间，捕杀珍稀野生动物，贩卖它们的皮毛制品，最高要面临死刑惩罚。他们绝大多数都是农民，有些对“动物保护”一无所知，就进了监房。
划出自然保护区通常不管用。野生动物会干扰人类生活，有时还会造成损失。在陕西、浙江、江西一些地区，野猪（国家II级保护动物）经常闯入农田，大肆破坏。愤怒的农民不能猎杀它们，只得要求国家赔偿。在藏区，发情的野牛经常闯入牧区，狼、棕熊会跑到牧场掠食，野兔、岩羊会破坏草场。牧民们有苦难言，哪有什么动力帮助政府防盗猎？牧民的草场总是满负荷承载，野生动物的生存空间不断被挤压。对它们而言，这是比捕猎更严重的生存威胁。
有没有更好的方法使人类和动物和谐共荣呢？
不妨参考畜养家禽家畜。虽然人类对它们需求很大，但这些动物恐怕永无灭绝之虞。核心就在于产权，畜养是确立产权最古老也是最有效的办法。养殖推广使产品价格大幅降低，真正生存在野外的珍稀动物也变得安全多了。因为狩猎行业利润降低，成本通常比养殖高，加之偏执于消费野生动物的人数量并不多，野外捕猎的成本高回报低，因此会大大减少。
对一时难驯养的动物，可以建立狩猎场。对活动区域大的动物，防范盗猎的成本很高，效果也不好。建立狩猎场能将资源价值最大化，为动物保护提供资金。运动狩猎是国际上的传统运动，也被引为保护野生动物的一种方法。2006年中国的一次狩猎拍卖，猎杀一头野牦牛4万美元，最常见的狼也要200美元。狩猎并不意味着滥杀，猎物数量和种类被严格限制，错杀、滥杀、虐杀要被处以高额罚款。野生动物种群数量通常有数万，有计划地狩猎不会影响其种群繁衍，带来的经济效益却是非常可观。这些资金可以补偿农牧民退耕退牧和牲畜损失，也可用于雇佣看护员监测野生动物的生存状况。
但中国狩猎场普遍陷入经营困境。原因大抵有两个：在环保主义压力下，狩猎被严格限制；猎场归政府所有，从国家林业局到省县市，归猎场所得资金不足收益的10%。这些资金不足以应付庞大开支，当地农牧民也很难获得好处。
建立狩猎场和驯养野生动物一样，都是确立产权。保护的形式可以是观光、旅游和科学研究。市场上旺盛的需求并不可怕，需求越强烈，动物的价值越大，它们越能得到妥善保护。盗猎者就变成了侵犯私有产权的盗窃犯。政府应当因势利导，尊重市场，让动物保护和个人利益相结合，它们才能真正获得安全。一味地诉诸禁令和刑罚，只会在动物和人身上制造悲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