SARS与生存
李章印
（山东大学哲学与社会发展学院）
SARS引起了举世的恐慌，也引起了广泛的思考。但是，人们已经进行的思考仍然是不够的。
这里，撇开政治的、经济的、社会的、医学的思考，也撇开在鉴别SARS病毒、寻求治疗方案和研制病毒疫苗等方面的方法论和认识论问题，仅仅分析一下SARS与生命和生存方面的有关问题。
SARS最先流行于广东，而广东人贪食野生动物的习惯最为突出。
在科学家研究SARS病毒的来源时，也首先发现了食用野生动物与SARS的可能联系。
但是，在科学家还没有最终确定食用野生动物就是感染SARS的真正原因的时候，人们就已经开始“认真”反省中国人尤其是广东人贪食野生动物的陋习了。人代会酝酿立法，禁止食用野生动物；政府部门采取行动，关闭野生动物市场，封闭野味饭店；厨师协会发出号召，让全国的厨师拒绝宰杀和烹饪野生动物；环保主义者和绿色分子则趁机把SARS与人类中心主义联系起来，高呼保护生物多样性，保护野生动物，尊重生命等等。
诸如此类的“反省”从某种意义上说仍然是盲目和肤浅的。
即使最终确认了SARS来源于野生动物，我们就必须因此而禁止食用它们吗？如果我们是远古人的话，如果我们只能采集和猎取野生动植物而没有其它生存办法的话，那么，如果由于采集野生植物或猎取野生动物而有可能感染疾病，我们这些远古人就因此而不能食用它们，就只能坐等饿死了吗？这样的做法和想法从这种意义上说，不是也可以看作人们经常说的那种“因噎废食”吗？
另一方面，如果我们以不受人类控制的野生动物有可能携带SARS病毒或其它未知的有害人类生命的病毒为理由，来禁止食用野生动物，那么，受人类控制的由人类所饲养的动物就不会携带未知的危害人类生命的病毒吗？人所饲养的动物不是也一再流行各种新出现的疾病并有可能感染给人类吗？在出现疯牛病之后，我们为什么没有禁止食用牛肉呢？在发觉某种家养动物患有某种传染病之后，我们为什么没有从根本上放弃食用这种动物呢？当然，可能是因为我们最终能够准确地鉴别诸如此类的疾病了。但是，我们就不能通过严格程序最终准确地鉴别出带有SARS或其它病毒的野生动物，并采取有效的办法，从而既避免人类的被传染又能够继续食用野生动物吗？人类在利用自然资源的历史中，不是经常地执行这种程序吗？科学技术不是也一再地给予我们这样的信心和辉煌成果吗？
当然，对于环保主义者来说，不存在这类的问题。
但是，如果环保主义者把这次SARS的流行看作是一个天赐的良机，用来有效地吓阻对野生动物的捕杀和食用。那么，这种吓阻本身最多只能算做他们的一种拙劣的技巧，而这种技巧与他们保护野生动物的教义本身是没有任何关系的。如果环保主义者说，极大危害人类生命健康的SARS的流行表明了保护野生动物之教义的必要性，那么，我们可以反问：如果仅仅是为了使我们自身避免感染SARS才禁止捕杀和食用野生动物，这是保护野生动物吗？这不是纯粹地保护我们自己吗？
实际上，“保护野生动物”问题涉及到生态伦理学问题，涉及到尊重生命和反对人类中心主义的问题。
但是，尊重生命和反人类中心主义问题又面临着难以解决的理论困境。
如果要绝对地尊重生命，绝对地反对“以人为中心”，那么，我们就不但不能捕杀和食用野生动物，而且也不能捕杀和食用家养的动物，甚至不能食用植物了，因为家养的动物和植物也是有生命的。如果我们为了自己的生存而剥夺家养动物和植物的生存权力，这不还是“以人为中心”吗？这还是尊重生命吗？如此以来，要想绝对地摆脱人类中心主义并尊重生命，人类就只能否定自己的生存了。
如果生态伦理学以绝对的仁慈为出发点，来辩护对生命的爱护，同样也会导致对人自身的否定。中国古代的东郭先生就是一个典型的例子。东郭先生极其仁慈，走路时也避免踩死一个蚂蚁。当一只被人追杀的野狼面临死亡的危险时，东郭先生仁慈地救了它。但是，当这只狼说它已经饥饿得要死，必须吃掉东郭先生才能免得一死时，东郭先生按照他的仁慈逻辑也就只能任凭自己被这只狼吃掉了（当然，由于捕杀这只狼的赵简子及时赶到，最后还是救了东郭先生一命，阻止了其仁慈逻辑的实施）。实际上，我们还可以把事情再推进一步：植物也是有生命的，古人（比如东郭先生）的不杀生没有涉及到植物，是由于他们没有认识到这一点，今天当我们知道这一点以后，不杀生的仁慈逻辑就必须适用于植物领域了，如此以来，人同样也就只有饿死了。
另外，如果我们把生态伦理学之仁慈和尊重生命的原则严格地、绝对地推广到自然界之中，那么，不仅人类会饿死，老虎等食肉动物也必须饿死了，甚至羊等食草动物也必须扼死了。再者，这种“推广”事实上也根本无法实施，我们能够阻止所有的人和食肉动物食肉并且阻止所有的人和食草动物食草吗？
可见，绝对的反人类中心主义和对生命的绝对仁慈显然是荒谬的。其荒谬性就在于：在理论上，以尊重生命为其出发点的这种逻辑，最终却否定或践踏了人甚至动物的生命；在实践上，这种主张则没有任何可行性。
如此说来，尽管出现了感染性极强的SARS，我们还是可以继续食用野生动物，还是可以继续不理睬环保主义者的“尊重生命”吗？
不是。
问题是我们不能把SARS与食用野生动物、尊重生命等简单地联系起来，而应该更深入地思考SARS与生命和人本身的生存方式问题。
我们首先比较一下人和野生动物的生命力并回顾一下人的生命和疾病史。
如果SARS病毒真的是野生动物传染给人类的话，那么，我们可以想一想，为什么当SARS病毒存在于野生动物身上的时候，并没有大规模地爆发并严重危及它们的生命，而一旦传染给人类以后就会极其容易地发作、流行并严重危及人类的生命呢？
如果再回顾人类自身的历史，那么，为什么人的身体抵抗疾病的自然力会随着文明的进步而不断降低呢？为什么在人类克服掉一个个的疾病之后还会接连产生一个个的新疾病呢？为什么今人会患有古人所没有的疾病呢？
文明和科技的进步确实给人类带来莫大的福利，确实给人类减少了许多的痛苦和疾病的折磨，但是却没有提高反而在某些方面降低了人类的免疫力。从某种意义上说，人的生命更加脆弱了。
当然，今天的医学也不断地发明各种疫苗以提高人体的免疫力，当前的科学家也正在寻找SARS疫苗以彻底根绝SARS。但是，使用疫苗来提高人体免疫力的做法不免有“头疼医头，脚疼医脚”的弊端。
人体是一个整体，而疫苗只是从某个方面提高人体的免疫力，它不可能从整体上全面地提高人体的免疫力。疫苗的这种缺陷是由科学技术本身所固有的方法决定的，是不可克服的。生命是无穷的奥妙，我们怎能用有限的东西来穷尽无限的奥妙呢？
所以，SARS给予人类的一个根本性的启示应当是：努力恢复和提高人体的自然免疫力，尊重生命本身的奥秘。
如果说这被尊重的“生命奥秘”也可以扩展到野生动物的话，也只是因为我们由自身的生命奥妙而领悟到野生动物的生命奥妙，也只是因为野生动物的生命作为自然的、源始的生命，可以昭示我们什么是源始自然的生命，可以反过来提醒我们如何把生命看作源始的奥妙，如何把奥妙作为奥妙。
我们接下来再反思一下人类的生活方式。
我们假定SARS就是由于我们贪食野生动物而得以传染和流行的。那么，我们为什么会贪食野生动物呢？从人的身体需要来看，我们今天所栽培、饲养和生产的动植物产品已经能够满足人体生命活动所需要的能量了，如果说对于某些人而言还不能满足的话，也完全可以通过种植、饲养和生产动植物产品的方式来解决问题。
既然如此，为什么人们偏偏要利用野生动物来满足自己的身体需要呢？
——滋补身体。
然而，我们且不管是不是所有的野生动物都能“滋补”各种各样的身体，我们暂且承认这种“滋补”作用的存在，那么，也只有对于体弱多病的人来说，才有必要“滋补”。
然而，贪食野生动物的人们大多数并不是体弱多病者，而是正常的人，甚至是“满面红光、脑门发亮”的人。这些人为什么偏偏需要滋补，偏偏喜爱食用野生动物呢？
——挥霍生命也。
生活于现代社会的人们其实并不真正爱护自己的生命，而是极力地消费、耗尽自己的生命。
生活丧失了任何的神圣意义，世俗生活成了人们唯一的追求；精神越来越被看作虚无缥缈的东西，肉体的、物质的生活越来越被看作是最现实、最实在的目标。人们已经领悟不到生存的真实意义了，猎奇和品尝所谓的“山珍海味”成为人们炫耀自己的能力和地位并满足自己因内心的贫乏和空虚而产生的虚荣心的必要手段，展示和耗费肉体的能量成为人们追逐的时尚和难以抵御的诱惑。
但是，肉体的能量是有限度的，肉体的机能是会出毛病的。当人的肉体的能量和机能不足以胜任炫耀的目标时，人们就只能想法设法地通过榨取大自然而补充其能量，“增强”其机能。得到“提高”的肉体于是就可以更高程度的得以展示，因而也会随即在更高层次上出现了能量和机能的相对不足。于是又在更高层次上需要通过榨取大自然而加以补充。如此不断发展，以至无穷。
对人体生命的挥霍和耗费必然导致对大自然的挥霍和耗费，导致对野生动植物的大规模掠夺和捕杀，同时也导致自然界更多的“机能失调”——环境的破坏、生态的失衡、自然灾害的增加等等，导致人体更多的机能失调，导致人类面临更多的疾病和灾难。
SARS和许多现代疾病一样，是人类因丧失生命的意义而肆意挥霍生命的结果。它能够给予我们的另一个更为根本性的启示应该是：真正的爱惜生命，改变人类自身的生活方式，追求本真的生存。
上一篇：返回列表
下一篇：科学规划湿地公园，提升生态岛旅游价值与内涵(图文)
